作者施展是青年历史学者，他工科出身，却在北大拿到了史学博士，现在外交学院任教，教授西方思想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著名投资人徐小平、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都是他的读者。

很多帝国曾经有大一统过的阶段，但是分裂后基本都没有再度进入大一统的状态，比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但是，中国在整个文明史都以大一统为主，即便经历了分裂总还是能够再次统一起来，并且从元朝开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分裂的状况。

作者在书中指出，一个帝国是否能够维持大一统，并不是由文明是否渴望大一统决定的，而是由财政与军事逻辑决定的。中央政权要拥有足够大规模的军事能力，能够压制住任何地方性的离心倾向，而中央政权的庞大力量，来自于庞大的财政能力。想拥有庞大的财政能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庞大的财富可供汲取，也就是财富总量需要足够大；另一个是需要能够低成本地进行财政征收。

古代中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这种地理与人口上的超大规模性为中央政权提供了庞大的税基和便利的征税条件。事实上，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没有那种特别有实力的世家大族，都是小家庭的结构，那么，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

超大规模性虽然能让古代中国维持大一统，却也让古代中国陷入一种困境——内卷化，即社会和经济会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线上，没有任何办法向前进步。

19世纪，中国出现了人口爆炸，总人口数量超过了四亿。农业吸纳不了那么多这人口，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这些人口为了谋生，只要能够有一点收入就愿意干活，劳动力变得极为便宜，导致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进步都不可能出现的。这进一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工业革命没法内生性地在中国出现，而过剩人口问题又只有工业经济才能消化掉，这样近代中国就进入了死循环，将自身锁死在了低技术水平线上，导致了落后。

鸦片战争失败后，打破了这种自我锁死的平衡，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外贸规模急剧扩大，拉动了内贸，新技术和新经济业态也被迫引进，吸纳了过剩人口，这为清政府提供了大规模征收厘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在无意识间帮助清政府获得了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虽然近代中国因为超大规模性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中国开始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超大规模性反而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不过想实现这种优势，前提是要把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整体性地加入到开放的世界经济中。

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像泰国、韩国，如果它们愿意加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靠外部世界的拉动就可以把整个国家全都拉入到现代经济世界里。但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导致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力量能够把中国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依靠外部力量最多只能拉动中国局部的地区，比如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口岸地区，长此以往会导致这些口岸地区与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的联系远远大于它们与200里地之外乡村的联系，国家在经济层面就会被彻底撕裂，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靠外部世界力量拉动中国局部地区的经济，所带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先通过政治性的办法，把全国的人口统一动员起来，让国家整体性地加入到世界经济秩序中，才能够把超大规模带来的人口优势释放出来。

中国通过人民革命这种方式，完成了政治整合，将全国人口统一管理与动员了起来，随后又通过改革开放整体性地投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迅速释放了出来，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优势。

这一轮全球创新经济的首要动力不是新技术，而是新创意，这是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创意很容易被人模仿与跟随，所以必须不断地自我迭代，用新创意否定旧创意。这就导致创意企业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和高速创新当中的转型风险。

对于承接承包的一方来说，就必须拥有一个庞大而又灵活的供应链网络，从而有效应对这种转型风险。中国的超大规模使中国能够建立起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从而具备了承接外包需求并有效应对转型风险的能力。

供应链网络当中，有无数个极度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用专业化来确保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些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并且这种配套关系还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用动态重组的能力来确保生产过程的弹性。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内部的小企业就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小企业之间互为配套关系的组合可能性也越多，从而带来效率与弹性双重提升的规模效应。

中国就发展起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的外包需求几乎都在向中国转移。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规模也在同步大幅提升，降低了物流和管理成本，保障了供应链网络的高速运转与快速扩张。所有这些，都使得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以至于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中国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枢纽。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去工业化的时代，与生产原材料的非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随着全球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全球经贸结构形成了一种“双循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是二三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西方国家出口高端服务业；中国与非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主要是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出口制成品，非西方国家出口原材料。

在这个双循环中，中国成了全球经贸循环当中绕不开的一个“枢纽”。这里面蕴含着中国巨大的国家利益，也意味着中国巨大的世界责任。